近日，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引起不少學生和家長熱議。《開明國語課本》，還有《世界書局國語讀本》和《商務國語教科書》，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前者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家長們熱議的話題很簡單：為什么現在的學生會那么喜歡78年前的課本，卻不喜歡現行的課本？答案也很簡單：民國語文教材更貼近孩子們的心理，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而現行教材則高高在上，超過了孩子們的接受年齡，其中還有一些做作和虛偽的東西。
與其說家長和孩子的選擇是對教育行政部門的鞭策，還不如說是給現行教材編寫者一記響亮的耳光。當然，現行編寫者一定會覺得委屈，因這耳光實在應該抽向將教育當作意識形態工具的主政者臉上。
新中國成立之后，語文課本有過多次改革，雖然其中的政治意味越來越淡，但高高在上的說教依然存在，這是造成教材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們的小學課本經常教導孩子們要愛祖國，但是小孩子并不能理解“偉大祖國”的真正含義。小孩子真正好奇的是他周圍的世界，這個時候，最需要教給孩子的是要愛爸爸媽媽、愛身邊的人，要學會怎樣與人相處。小時候教好了他能夠理解的東西，長大后他自然能理解什么是偉大的祖國，應該怎樣熱愛偉大的祖國。正所謂：沒有小我，何來大我？
而現在的狀況是：孩子還小的時候，我們教育他要熱愛祖國這樣的大道理，到他們長大成人，我們反倒要到處刷上“不要隨地吐痰”、“要孝敬父母”這樣的標語，廣而告之這些從小就應該懂得的道理。偌眾的成人世界，怎么看都像是還生活在幼兒園里。所以就有了那次著名的滑稽爭論——中國速滑隊員周洋在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奪冠后感謝父母，居然被認為不應該。不感謝父母才是人倫悖逆！連父母都不感謝的人，怎么可能感謝祖國！？
再比如，同樣是民國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字里行間有對孩子的尊重，并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而新教材則往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行文，沒給孩子們留更多參與討論的機會。
所以你看現在大街上張貼的種種霸道標語，就會知道源頭在哪兒了。從小就沒有學會平等和尊重，等這個人長大了，特別是這個人有職有權了，情況便更糟了。
曾有專家指出，現行語文課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經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依我看還有一個更重大的缺失。1960年安徽鳳陽的武店公社有個醫生叫王善生。彼時正值大饑荒，許多人患上了不尋常的惡疾，公社干部請王醫生想想辦法，他看了看，說治不了，因為“少了一味藥。” 而那味藥就是糧食。數十年后，在中國教育上也有一種惡疾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藥，這味藥就是常識。常識！這才是最大的缺失。常識需要捍衛嗎？當然需要。但在捍衛之前，先讓我們正視常識，不踐踏常識好嗎？
其實早在2003年，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就曾出版了一本專著《語文教育門外談》，書中第一篇就是《以“立人”為中心》。錢理群認為，“語文教育的過程，對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最終是要促進學生精神的健康成長，個性的健全發展，以此作為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而不是把學生培養成他人思想的奴隸，按他人的意志去說話、寫作的工具。” 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似乎在往相反的方向走。我們目前的語文課程標準是將語文工具化，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養目標不是成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設者——其象征是高度物化的“螺絲釘”。
現在的小學語文教材，無論如何都應該放開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臺，讓各種教育團體組織最優秀的文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出版家和學識精深的優秀學者來共同編寫。教育主管部門只需要組織專家委員會來對各類出版物進行公正合理的評估和推薦，而不是現在這樣恰恰相反。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于此尤然。
今年出的新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一書的扉頁，錄了康德的一句名言：“父母在教育孩子時，通常只是讓他們適應當前的世界——即使它是個墮落的世界。”確實，“適應”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現實，但好的老師要告訴孩子這個世界的“墮落”、何處墮落、為何墮落，否則就是自欺欺人！
本文綜合了多篇高論，恕不一一注引。
葉圣陶（1894—1988）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家、文學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現代教育的一代宗師，對我國現代教材改革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主張基礎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合格公民。晚年多次指出，國家實現現代化，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學；小學教師的辛勤勞動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