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才難過“研而優則仕”這一關。他舉錢學森本人的成長經歷說：“錢老的成長分兩步：一、打基礎；二、在創新的環境中長期努力。改革開放后，我國也出現了不少顯示出卓越創新才能的年輕人，他們已經走到了錢老的第二步。可惜的是，有太多年輕人科研很出色，不久就聽說當上官了，而從此也就聽不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了。”
“這種‘研而優則仕’的現象，近10年來，愈演愈烈，似已成風。”李邦河說，較之優秀的科研人員曾被作為“白專典型”受到歧視，“研而優則仕”體現了對人才的尊重。但這種風氣對造就大師級人物的危害，已日漸顯現。如果說教育不當會防礙創新幼苗的出土，“研而優則仕”則使已長成中等大小的創新之樹，不能最終成為參天大樹。
“有人會說，這些人當官后還在搞科研。不錯！但成為大師的必要條件是什么？”李邦河說，改革開放初期，曾有一句響亮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對科學家來說，無疑，時間就是成果。沒有長時間全力以赴的努力，不可能成為大師。
李邦河做過統計，在數學界有兩個歷時最久的大獎——菲爾茲獎和沃爾夫獎中，48位菲爾茲獎得主中，擔任過所長、系主任、科研主管、院長、校長的13人，其中9人在得獎至少9年后任職，且任職大多僅三年。在48位沃爾夫獎得主中，擔任過類似職務的17人，其中至少有12人任職時已經超過50歲，甚至有的已70歲。有一位獲此二獎的，只在53至55歲當過所長，還說他不適合這個位置。
“由此可見，大數學家是幾乎不在創新高峰期當領導的。”李邦河說，科學家的當官與政治家的當官不同。對政治家，當官有助于專業才干的增長；而對科學家，則有礙。古人立志，就有“不為良相，即為名醫”的選擇。從政和從醫，歷來就是不同的路。“我們當然需要一批兼具管理才能的優秀科學家去當官，但應是在他們過了創新的高峰期后。”
李邦河認為，出現一冒尖就當官的現象，與對“領軍人物”一詞的模糊認識密切相關。“什么是科學界的‘領軍人物’，正確的理解只能有一個：是以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成就引領科學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20世紀實際最大的領軍人物，無疑是愛因斯坦，但他卻不是官。”
在現實中，“領軍人物”混同于官的現象屢見不鮮。李邦河就曾發現某單位在報道百人計劃的成就時，第二項就是：培養了93名所局級以上的干部。在李邦河看來：“如果不剎住‘研而優則仕’之風，造就能與強盛的國力相配的大師隊伍將永無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