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1月1日刊登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文章，題為“資本主義的大問題”。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為什么如此之久？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4年多的時間，但直到現在，才興起反資本主義抗議（抗議波及到了圣保羅大教堂）。那么，這是不是左翼政治復興的開端呢？我對此表示懷疑。抗議者是否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是的，的確如此。
這股浪潮要成為新左翼政治的開端，必須具備兩個因素：第一，必須出現一種令人信服的新意識形態；第二，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背后必須存在著某種社會力量。
19世紀到20世紀初，新涌現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背后的力量則是有組織的工人。社會主義成功地建立起了福利國家。社會主義是一股保守力量，致力于捍衛一個多世紀以來逐步爭取到的權利。另一方面，工人組織僅在公共部門確立起了牢固的地位。這賦予它同樣的保守使命：維護福利國家。英國公共部門工人針對財政削減計劃發起的罷工，就可說明這一點。
如果從傳統左翼身上找不到答案，自由市場能夠像往常一樣立刻恢復運轉嗎？不能。相信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聯姻的人士必須解決當前的事態。這首先是因為有一些更加陰暗的政治思想正蠢蠢欲動：國家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當傳統上層集團失敗了、民眾的失望情緒高漲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不能眼看著這種悲劇重演。
親市場陣營應對危機的策略，大體上因循的是上世紀30年代的套路。他們中有些人把所有的過錯都歸咎于政府。美國的“茶黨”便是如此，他們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英國，這股勢力比較弱，但也有一些人認為，這場危機是戈登 布朗(Gordon Brown)在財政上恣意揮霍、政府對市場監管過度或央行無能等因素導致的。他們沿襲了上世紀30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格 馮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思想。與他們相對立的人士，則奉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張實行“有管理的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
這場辯論主要又是圍繞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應用：在衰退中應該收緊、還是放寬財政政策？在極端環境下，非常規貨幣政策是通往惡性通脹之路，還是有效的政策？正如上世紀30年代激進凱恩斯主義者的逐漸興起一樣，一個支持加強市場干預的派別也正粉墨登場。
這場辯論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依我看，兩種觀點都有用。茶黨關于未來政府角色的看法是錯誤的。即使是美國也不可能回到19世紀。但茶黨中比較有頭腦的人士則是對的（并且與當今的抗議者所見略同），他們認為，我們已經締造了一種內幕人資本主義(an insider form of capitalism )，它利用、事實上也制造了補貼和稅收上的漏洞，讓內幕人士得以從中漁利、大發橫財。不得不拯救銀行這一點令人驚恐。金錢在政治中的角色令人不安。危險在于，我們正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 諾斯(Douglass North)所說的“開放介入秩序”走向它的對立面——這是一種政治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
這不僅是低效率的，也是不公正的。絕大部分人都不會妒忌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財富。但對于從接受紓困企業中涌現出來的富人，人們則抱著不一樣的眼光。紓困必須到此為止。改革金融業使其能夠取信于人，對于未來至關重要。但這還不夠。市場資本主義造就了內在的困難，其中最明顯的兩種是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和極端的不平等。市場導向的金融體系自我消耗的傾向再次隆重亮相。說起自由市場，右翼人士聲稱，如果我們回到金本位制、或者結束銀行部分準備金制度，那就萬事大吉了。我對這些說法表示懷疑。對未來進行押注，必然就會有不穩定性。人類的樂觀和悲觀思潮似乎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減輕不穩定性、緩解相關后果的方法從來都有待于尋找。
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接受的？我們找不到標準。只要大家認為富人們是通過操縱、而非通過誠實競爭發家致富的，這樣的不平等就是有害的。隨著不平等的程度上升，公民人人平等的感覺就會淡化。最終，民主被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人。這是共和政體歷史上常見的現象。和平抗議是自由公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抗議使問題進入了我們的視線。左翼不知如何取代市場。但親市場者還是必須認真對待這些抗議。眼下并非事事順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