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人才觀講究德才兼備、強調以德為先，不是沒有道理的。現代的人才觀似乎更偏重于才而忽視了德。不管人格高下，只要有一技之長就足矣。殊不知，當一個人道德敗壞時，其才能越大，帶來的危害也就越大。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在人生謝幕前對自己的一生所做的回顧和總結，值得我們仔細體味其中的道理。孔子的這段話，其實就是給出了人們在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方面的不同階段和步驟。
所謂“志于學”，就是自覺地意識到了學習的意義，“學”乃孔子的志向所在。這里所說的“學”，不僅僅包括讀書，更主要的是指習禮。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俎豆”系古代人們祭祀用的器皿。兒時的孔子即開始練習禮儀，這是人格修養的最初步驟。“三十而立”，立于什么？“立于禮”。一個人在人格上的獨立，其實是個倫理道德問題。“四十而不惑”的“不惑”，是指知道了為什么遵循禮儀的理由，即不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孔子又講：“知者不惑”。怎么才能“知”？儒家主張“格物致知”。所謂格物的“物”，不是那種與人無關的外物，而就是“做事”而已。格物致知無非是通過“物”的道理來領會“做人”的道理。“五十而知天命”是說孔子五十歲上明白了倫理道德的總根源，即最高那個道理，但尚局限于“知”，故有待于落實到“行”。“從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大自由、大自在，是那種達到了既自由自覺、又自然而然的物我合一、圓融無礙的狀態。在這個階段，天道與人道已泯然為一、了無分別。一個人不論怎么想都不會超越規矩的約束，而這種約束亦失去了外在強制的意義，而是完全吻合了人的主觀意志的欲求。這也正是儒家在人格建構方面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境界。
馮友蘭先生則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說，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就是那種未經自我意識反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存狀態，亦可謂按照本能生活的狀態。此時的人屬于“庶人”，他還“不知有我”，這也是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它也符合馬斯洛“需要層次論”的觀點。功利境界的人自覺地追逐自我利益，是“有我”狀態，其人格為“小人”。道德境界不是索取而是犧牲和奉獻，因而達到了“無我”狀態，其人格是“君子”。天地境界意味著天人合德，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它達到了“超我”的狀態，其人格是所謂“圣人”。故二程曰：“圣人即天地也”。馮友蘭的“四境界”說雖然在形式上與孔子的不同，其實它們在究竟處本無二致。
人生境界的提升過程，也就是人的自我覺解和覺悟的過程。一個人在自己一生的成長和提升中，未必一定能夠達到圣人境界；但對這一超拔之境界，須持一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般的敬畏。在人格境界的成就方面，也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的。
傳統的人才觀講究德才兼備、強調以德為先，不是沒有道理的。現代的人才觀似乎更偏重于才而忽視了德。不管人格高下，只要有一技之長就足矣。殊不知，當一個人道德敗壞時，其才能越大，帶來的危害也就越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怎樣才能使人有德呢？這就離不開人生境界的修養和提升這條路徑。
歷史上的高僧大德，無不是目光如炬，兩眼炯炯有神。他為什么異乎常人？就在于這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是境界的折射，裝是裝不出來的。儒家講究所謂“圣人氣象”，它無非是圣人境界開顯的結果罷了。現代人的目光何以往往有些游移不定，有些迷茫和空洞，原因何在呢？大概同今天的人們不再注重境界的提升不無關系。
人的境界不同，為人處世的姿態也會大不相同。提升人生境界，決不是讓人們放棄庸常生活和俗務，決不是讓人們逃避現實、“遁入山林”做“隱士”。它不僅無礙于做工、務農、治學、從政、經商，相反倒是有助于各行各業的成就。因為它解決的問題，不是做還是不做，而僅僅是如何做，即究竟以怎樣的態度去從事這些行業才恰當。為什么會有政治家同政客的分野？為什么會有儒商同小商小販的分野？為什么會有科學家同工匠的分野？為什么有的人把職業當作事業甚至志業來做，而有的人僅僅是把職業當成混飯吃的行當？其中的差別安在？說到底就在于境界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