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近些年中國心理疾病呈高發態勢，有專家認為這是一種公民焦慮癥，中國正在進入全民焦慮的時代，調查表明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焦慮正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心態，在許多人看來身邊往往危機四伏，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焦慮的情緒，這種全民的集體焦慮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哪些傷害呢？下面我們請出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劉戈作出評論。
全民焦慮是我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階段
主持人：中國已經進入全球化的大潮，這種全球焦慮您覺得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獨有的現象，還是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劉戈：我覺得是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因為對后發國家來說你處在追趕的狀態，就像我們在操場上跑步，如果你開始的時候就在很后，這個時候要想前進那么最后的話你就要超越別人，這個時候你就會很辛苦。也就是說你的生活就是一種病態狀態，追趕的狀態，你不敢休息，那么在這樣的狀態里面你肯定有很多的焦慮。
而且另外一方面外界的情況也發生非常多的變化，可能你昨天認為對的事情今天就認為不對了，你認為今天努力的方向到明天又覺得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全民性的這種焦慮狀態都是非常普遍的。
包括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韓國，這種現象都非常的明顯；有些數字上，比如說自殺率的提升等等，都是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這種全民的焦慮狀態就是一個工業化、現代化和追趕的過程當中的一個必然階段，必然要會遇到的一個情況。
焦慮情緒源于相互比較
主持人：或者也可以理解焦慮是因為有了比較以后才產生的，也許在40年前、50年前我們沒有比較，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落后的，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改革開放我們沒有焦慮的情緒。
劉戈：對，就是一個追趕的狀態，因為你看到了別人在前面你要往前跑，整個國家往前跑，具體到每一個公司，每一個單位，每一個人你都要往前跑，你都怕被別人落下，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會很辛苦，辛苦的過程當中再加上選擇的多樣化和很快的變化，那么這樣的話焦慮就隨之而來。 財富分配不公正和不平均導致焦慮
主持人：有專家也分析說目前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超過了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了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經濟系數臨近了0.5個的紅線，這個數據應該怎么去解讀，這種財富分配的不公正現象或者不平均現象除了導致人們的焦慮以外還會對我們的經濟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劉戈：財富分配的不公或者是不合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促進大家焦慮的這種普遍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使在財富的創造和分配過程當中，他有更多的不確定的因素加進來，比如說你如果要是一個長跑的競賽，那么大家都用同樣的規則，都知道同樣的起跑點，在這個時候如果僅僅是我落后，我知道我實力不行缺乏鍛煉，或者我先天的素質不行，我會認的，我會認我不行，我會接受我不行的現實。
但是如果在整個的競賽的過程當中，有各種人為的或者不確定的或者說不守規則的因素。，規則的模糊和不確定，在這個過程當中每一個人就會加劇他的焦慮狀態，在這個時候對每一個人來說自己也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我是不是也要走一些近路，要投機取巧通過另外的方式來提高我的名次，我跑到前面去。
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本身是有糾結的，因為你如果要做到這一點的話你要突破你已經形成的道德的判斷，價值觀的判斷，當你的行為和你的價值觀發生矛盾的時候你就會痛苦你就會焦慮。主持人：我突然想起一段話，白巖松前一段時間說過的，他說希望全國人都成為富二代，這樣的話財富就不那么重要了，生活也就平靜了，怎么看這種觀點？
劉戈：那肯定是理想的現狀，現在像西歐和北歐基本上就是這樣的狀態——全民高福利，也就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是價值觀、價值取向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大家都在一個跑道上去奔跑比前后，你在長跑我在比短跑，他在比鐵餅，另外的人在比下棋，我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我自己的長項去取得自己認為的成功，這樣的狀態下焦慮自然會喪失，但是你必須要經歷過這樣一個曾經焦慮的階段，到了那樣的一個一段，就是我們所想象的理想狀態。
焦慮源于各類綜合因素 關鍵靠自我調節
主持人：看來焦慮階段是我們發展中國家所必須要經歷的，關鍵是靠自我怎么去調節的問題。
劉戈：對，一方面自我的調節，一方面社會的公正程度和社會的福利等等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不光是某一個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而是綜合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