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有三男一女，即長子胡德平、次子劉湖、三子胡德華、幼女李恒（滿妹）。
胡耀邦是那樣深沉地愛著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認識到，對子女的教育，不僅僅是個人的家事，而且影響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傾向，并關系到整個社會風氣。因此，他嚴于律己，以身作則，認真對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為全黨干部樹立起一個光輝的榜樣。
“現在還不是享福的時候”
1952年，胡耀邦夫婦終于在四川南充迎來小女兒的出生。全家人特高興，孩子的外婆說，已經有了三個孫兒、這回又有了孫女，應該滿足了，就給剛剛降臨人世的孫女起名滿妹。按理說，這個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兒肯定要備受寵愛。然而，胡家兄妹從小就在父母的嚴格要求下成長，滿妹也不例外。
據滿妹回憶：直到我十二三歲時，身上還沒一件像樣的衣服，只有兩套可以換洗著穿。記得我有一件紫紅底帶白點的燈芯絨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給我在袖口、下擺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燈芯絨，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領導的女兒到家里作客。該女孩穿著一身白色連衣裙，高挑飄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我只有那件“鑲著”一圈圈黑燈芯絨的舊衣服可穿。相形見絀，我第一次發現了自己衣著的寒酸。
陪他們吃完飯，我請求母親給我買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場合好穿。結果衣服沒給買，卻被父親狠狠地批評了一頓。
時至今日，滿妹仍然清楚地記得那段儉樸的歲月。滿妹在回憶錄中寫道：“正是在那種勤儉中，我體會出父母生活的達觀灑脫，對自己家人的嚴格要求，還有對別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車，但胡家兄妹從沒搭過父親的便車。胡德華讀書的育英學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從萬壽路坐公共汽車回家要兩毛錢，但走兩站路到公主墳上車，可以省五分錢，而走到木樨地再坐無軌電車，只要七分錢。為了節省一毛幾分錢，年僅十來歲的胡德華，常常背著書包吭哧吭哧地從學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節省下來的車錢，買無線電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滿妹想跟車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氣，批評說：“我們現在還不是享福的時候，我們的國家還很窮，我們的革命還要繼續，不然的話有人就要革我們的命。”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兩頓粗糧”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家糧食緊張，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國人民都在挨餓。滿妹當時正在上小學，也吃不飽飯。她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最讓人激動的事就是能吃到東西。”只有經歷挨餓的人，才能寫下這樣刻骨銘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員，按規定有補助。但他給家里人也定下規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兩頓粗糧，不許吃補助和細糧，因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個兒子平時都住校，只有滿妹一人是走讀，在家里吃飯。炊事員老張自己有五個兒子，可一個女孩都沒有，所以特別疼她。每當有客人來打“秋風”時，總是偷偷留下一點好吃的，給滿妹回來吃。
那時走讀，中午要帶一頓飯在學校吃。有一次，老張給滿妹帶午飯時悄悄裝了點米飯，不巧被人發現，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張叫來問：“你給滿妹帶米飯了？”
老張不回答。
“不是規定一天只有一頓細糧嗎？你怎么給她吃兩頓呢？”胡耀邦發火了。老張漲紅了臉，強辯著：“誰說的，誰說的？沒有的事兒！”
出了門，他自言自語地嘟囔：“家里就她一個女娃，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學們都帶細糧吃，咱們家老帶粗糧，怎么好意思！”
在滿妹的記憶中，只有這一次，父親親自過問了家里的柴米油鹽。
“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后門”
1966年，“文革”開始了，胡耀邦夫婦都受到沖擊。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發配到了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勞動。滿妹的母親境況更慘，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幾個子女成了“走資派”后代，也跟著倒霉。
1968年，滿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紙總廠當車工。一年之后，看到小伙伴陸續都去參軍了，她自作主張，找到了父親在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時的搭檔——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她托警衛員帶話：“我是胡耀邦的女兒，想請鄭司令員幫我去當兵。”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當上兵，滿妹深感不易。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種如何、部隊駐在何地，樂不可支地來到當時全軍最大的柏各莊農場，在師醫院當了名衛生兵。”
可是，幾年兵當下來，滿妹卻發現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地被推薦上了大學。苦悶至極的她，給父親寫信，希望父親能托托關系，讓她也有個上大學的機會。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廠，后來當兵我是不知道的，內心也是不贊成的，因為是走的后門。現在又提出想上大學，我認為你應該靠自己的能力。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后門，而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時的滿妹完全不能理解父親，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沒有指望能沾父親半點光。
后來，每當滿妹回憶起當年撕信的情景，總是滿心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