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大學教師將面臨海外經歷、科研能力和職業準入三大挑戰
大學教師是一項具有高吸引力的職業嗎？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沈紅教授率隊對19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的一項國際比較調查顯示：每個國家均有超過7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愿意繼續選擇在大學做教師。
盡管人們對大學教師這個職業仍然是心向往之，但是靠著一本講義、在校園里平平穩穩、悠然自得地做一輩子教書先生的好日子，早已成為一個“歷史的傳說”。今天大學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擔的任務與從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11月11日～14日，一個與大學教師職業密切相關的國際會議——“影響學術職業變革的力量——多國比較的視角”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相關學者專家以及中國的百余名代表，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學術職業變革的前沿問題。
海外經歷成為最有力的競爭資本
如今，不管你是在美國的哈佛、耶魯的校園徜徉，還是在中國的北大、清華的校園漫步，你都會發現，自己完全置身于一個由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聯合國”當中。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大眾化正在迅速改變大學校園。
這一變化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學術職業國際合作研究項目總協調員、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教育及國際事務教授康明斯（William k.cummings）這次在他的題為《學術的國際化：辭令、最新趨勢與展望》的演講中闡述了他的發現：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各國的學術職業不再獨立存在：人才在全球范圍內加速流動；學術的國際聯系和合作日益加強；爭取的外來經費有所增加；國外課程的比例不斷提高……
他甚至注意到發生在中國的變化：大學規模迅速擴張，大學教師的人數大幅度增加，已相當于巴西的三倍；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的隊伍迅速擴大；在外文刊物上發表論文的教師越來越多，2000年還只有很少的人能夠獨立撰寫論文，而到了2007年，中國學者在全球發表的論文總數已在世界上占到了第二位。
“你們可以看到：目前在高校中最活躍的學者，往往是那些新來的海外人才。全球性的人才流動對大學教學、研究和傳播三方面都在產生積極的影響。”意大利帕維亞大學高等教育系統學習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經濟社會學副教授Michele Rostan在他的《國際學術流動：全球視野下的學者》中對人才流動產生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
全球性的人才流動，徹底打破了傳統大學相對封閉和近親繁殖的生態環境，給大學教師直接帶來的一個信號是：不管你是生活在別處或是學習在別處，海外學習的經歷十分重要，已經成為參與人才競爭中最具實力的資本。
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千人計劃”及各地紛紛推出的人才引進項目，無疑都證明了這一點。
SCI讓部分大學教師焦頭爛額
2010年冬天，臺灣學術界曾發生一起名為“反對獨尊SCI、SSCI，找回大學精神”的集體行動，近2000余位學界人士包括部分學生聯合簽名，呼吁政府必須正視SCI、SSCI對于高等教育產生的嚴重影響，擴大學術評價認定指標，重視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專著與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發表方式，避免讓臺灣繼續淪為西方學術的代工，改變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風氣。
為了追求所謂的“國際化”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光環，政府部門以及許多大學的管理者都把論文發表數與教師的薪酬待遇、績效評估、晉級提升等緊緊地掛靠在一起。SCI指揮棒讓很多大學教師的職業生涯不由自主地向天平的另一頭嚴重傾斜，甚至背離了教師這個職業原本應盡的職責。
臺灣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周祝瑛在談到“當全球化遭遇本地化：SCI、SSCI對臺灣學術界產生富有爭議的影響”這一問題時說：“照理，學者著書，天經地義，也是學術成果的集中體現，但是SCI的考核導向是一本書還頂不了幾頁紙的論文，這就難免會讓一些學者不能安心去做艱苦深入的研究，轉向去做短、平、快的碎片化論文，這樣做的結果將影響學術的品質，不利于學者職業的發展。”
這絕不是臺灣一地出現的現象。有資料顯示，40%的亞洲國家教育機構采用SCI、SSCI作為大學學術水平的評價標準。
這也不是只有重點大學才有的現象。在學校“升格熱”的大潮中，一些專升本的大學通常也會拿SCI作為剛性的考量指標，甚至連一些民辦學校也難以幸免。
而學校“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讓教師無心從教，直接受到利益損害的不僅是學生，給剛入職場的年輕教師也造成了極大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
沈紅教授領銜就大學教師工作時間對全國11省68所大學4200名教師的問卷調查中有一個結果值得注意：“985”大學的助教在服務與管理上占用的時間太多，其科研時間甚至比一般大學的正教授還要長。在“985”大學工作的助教比在一般大學工作的助教一周要多工作13.3個小時，這差不多是一般大學助教周工作時間的三分之一。
沈紅認為，有關部門和學校從政策上要給青年教師創造條件，使潛力顯著的頂尖大學初入職者稚嫩的翅膀不至于被壓力折斷。
戴上了博士帽≠獲得職業準入
俯瞰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級各類大學的從教門檻都在逐年提高，博士學位幾乎成了一條硬杠杠，沒有就甭想端上大學教師這個飯碗。
但是，但凡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就一定能成為一名好教師嗎？回答是：未必。
武漢大學原校長顧海良早些時候就曾大聲呼吁過，“我不主張大學博士化。”他認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勝任的教師這個職業，它既要求你天生具備當教師的某些條件，譬如性格開放、善于表達，又需要從助教到講師到副教授接受一個階梯一個階梯的專業訓練。不然，有些短時間內直接從博士生轉到教授職位卻沒有教學經驗的教師，很有可能就像“茶壺里煮餃子，有貨倒不出”，學生難以受益。這是直接影響高等教育質量的一個關鍵因素。
由此可見，獲得博士學位應該只是從事大學教師職業的基本條件，但還不是充分條件。
為此，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劉獻君教授提出，我國和美國等西方高校在教師聘任上的最大差異是缺乏“職業準入”。在美國，要成為一名高校教師至少要有5～7年的“準入期”。他認為“設置一個‘準入期’，既有利于求職者看清自己是否適合在高校做老師，也有利于高校考察其是否適合在學校工作。
另外一個新出現的現象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和熱烈討論。隨著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校方對人力資本需要加強嚴格核算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兼職教授——如醫生、律師、新聞記者、工程技術人員等替代了部分具有博士學位的全職教授的位子直接進入校園，出現在不同的講臺上。這是不是意味大學的圍墻將被打通，大學教師的來源會更加開放、更加多元化呢？
大學教師體面而悠閑的工作狀態已經被打破，將處于一個新的變革之中。而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艱巨任務：如何從國際學術界吸引頂尖人才來華工作？如何在本土學術環境中培養高質量的學者和教師？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和國際競爭中提高學術職業的競爭力、吸引力和滿意度，無疑都是亟待探索的全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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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學術職業”
“學術職業”是一個外來詞，英文為academic profession。在美國，該定義相對簡單，直指大學教師所從事的職業。2004年加入該國際項目的中國研究組對其給予了中文語境下的定義：具有“以學術為生，學術為業，學術的存在和發展使從業者得以生存和發展”特征的職業。
迄今為止，關于學術職業調查的大型國際調查研究有兩次。第一次是14個國家1991～1993年合作進行的；第二次于2004年底啟動至今，由遍布亞洲、非洲、南美、北美、歐洲、大洋洲的26個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合作。其中含中國在內的18個國家和香港地區于2008年～2010年間在本國、本地區完成了問卷調查，3.05萬名大學教師接受了調查訪問。在德國建立了國際數據庫。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作為中國大陸唯一代表于2004年底參加了這個項目。在教育部人事司和美國福特基金會的支持和幫助下，于2007年秋完成了對全國11省70所大學4200名大學教師的調查。
該項目研究的學術職業指的是四年制以上學制的大學的全日制教師所從事的工作。（記者 謝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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