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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觀察
從2003年起,杭州市圖書館就開始實行對所有讀者免費開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圖書館對這些特殊讀者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凈再閱讀。這一舉措推行以來,一直引起一些讀者的不滿。(1月19日《青年時報》)
這是冬日里令人心暖的一則新聞。但這原本又不應該成為新聞。誠如杭圖辦公室主任劉麗東說,“這也算新聞嗎?我們一直覺得,這是公共圖書館本來就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些年,中國各地圖書館建設取得很大發展。在許多城市,圖書館已經成為城市的標志性建設。但現在很多圖書館就像是“空殼”,要么書少,要么人稀。種種事實都表明,中國圖書館建設數量和質量都上去了,但圖書館事業卻沒有取得應有的發展。
一說到圖書館,人們總喜歡引用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那句話——“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天堂是一個無限溫暖與光明的想象,在那里,沒有身份貴賤之分。在發達國家,作為社會公共部門的圖書館,也多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的。杭州圖書館對所有讀者免費開放,包括乞丐和拾荒者,當然就是圖書館應有的姿態,應該踐行的公益責任。
這是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不論是哪一種公共空間,都必須以足夠的開放,來滿足公眾對多元文化的需求。對于圖書館這樣的公共空間,如果門檻設置過高,就意味著公共文化空間更加逼仄。乞討和拾荒更應該被視為一種職業選擇,而不是身份。如果把乞丐和拾荒者拒于圖書館大門之外,其實就是以典型的身份歧視來剝奪他們在公共空間應有的權利。
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并不簡單取決于圖書館的硬件。專業與服務的水準,開放與文明的程度,這些軟件建設更決定著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質量。遺憾的是,在中國,很多公立圖書館的衙門作風,已經成為深受詬病的老問題。公立圖書館是靠納稅的錢來支撐的,而現實中,一些圖書館竟然成為豢養吃財政飯的閑人休養場所。圖書館如果對自身的公益屬性都認識不夠,不知道這樣的公共空間必須以足夠的開放來面對讀者,其實就是嚴重的失職。
杭州市圖書館不拒乞丐引起一些讀者不滿,從中不難看出一些“精英自負”的價值偏失。而改變社會的身份歧視,傳遞公平、正義、民主之類的價值訴求,恰恰也都離不開圖書館這樣的公空文化空間來進行傳遞。這實際上也就更應該賦予現代圖書館以更多的社會責任。杭州市圖書館“不拒乞丐”的做法,應該喚醒我們對現代圖書館核心理念應有的敬意,催發公共管理部門來進一步還原其公益屬性,讓圖書館真正成為光明而溫暖的現實天堂。單士兵(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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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評
乞丐拾荒“入館”與低端勞力“出城”
杭州市圖書館館長楮樹青兩年前的陳語舊言,到近日被“驀然發現”,直至掀起軒然大波,引發好評如潮,理由無非有三:一則縱觀全國,圖書館能推出“免費版本”的,實屬鳳毛麟角；二則,免費的“8年善舉”雷打不動地執行下來,這份毅力與韌性難能可貴；三則,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乞丐與拾荒者”準入,讓館長的博愛精神、人性尊容一下子光芒四射開來。
因為,放在如今的背景下,這種“平等、尊重、開放”意識似乎是稀缺資源,反而各種“習以為常”的歧視“綿綿無絕期地冒出來”。比如,財富歧視,你去某個高檔小區,步行或者騎自行車去的話,就可能被擋道,但開車去的話就不僅可以通行無阻,還能收獲門衛的“莊重敬禮”；再比如,身份歧視,你穿得西裝革履、打扮得光鮮時髦去就餐,會被前呼后擁“恭迎入內”,若“穿著一般、土里土氣”就會遭遇客氣的“謝絕入場”或決絕的“閑雜人等不得入內”……
更重要的是,這種司空見慣的“歧視”決定了國人的思維方式,突出表現在一些城市管理者身上,比如,為了所謂的提高人口素質,就鼓搗出了“凡進城的外來民工學歷須在高中或中專以上”的新鮮玩意兒。再比如,因為抑制人口快速增長,便想出“強制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退出”的損招,用“滿城盡是高文憑”“低端勞力趕出城”的方式人為地制造著等級觀念,彰顯著身份差別。
而這種凝固得近乎封建的“思維定勢”又借由現實與網絡給予無成本的復制,變本加厲產生核擴散般的裂變,滲透進各種人群,充斥于更多領域,演繹出諸多“歧視”版本,比如匪夷所思的“人跪狗”、驚人動魄的“勸聽眾滾出××”、飛揚跋扈的“我爸是李剛”、見怪不怪的“外地車禁入”……
這也就能解釋杭州市圖書館“一些讀者不滿”的原因。在他們眼中,圖書館就等同于知識的海洋。安靜、整潔、肅穆,是留給“知識人”和“有身份”人的。而乞丐和拾荒者,僅是“有身份證的人”,是臟亂差的代名詞,落魄、骯臟、不堪,二者沒在一個水平上,讓他們和乞丐在一個屋檐下簡直是“奇恥大辱”,天生優越的“思維定勢”,讓他們打骨子里恨得很有正義感,找館長訴苦找得很是理直氣壯。
可以說,乞丐與拾荒者能否進圖書館,本來這不應該是一個問題,正如城市要不要以行政力壓縮低端勞動力,也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一樣,沒有人天生就高端,也沒有一個城市生而優越,平等、包容、博愛、尊重,這是普羅大眾包括城市管理者該有的共識。只是,這良好文化的浸潤與價值意念的同化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延展和推行,說到底,這不僅是個思維意識問題,更是個考驗責任良心的命題。崔中波(報社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