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的陳女士考研忘帶身份證，兩次跪求進考場
36歲的陳女士苦苦復習一年多參加研究生考試，到考場后才發現沒帶身份證，急忙給家人打電話，并通過下跪得以進入考場，但旋即被工作人員請出考室。家人攜身份證火速趕到，陳女士飛奔到考點大門口拿到身份證。但等她再次來到考場前，工作人員擋住了她，因為開考15分鐘后不得進入考場。絕望之下，陳女士再次跪在考場大樓門前，但還是被拒之門外。
評判這件憾事，僅指責考場方面不通人情并不公允。規則的權威就在于它的普適性，既然明文要求考生必須出具身份證且必須在開考后15分鐘內入場，那就不能因為陳女士是大齡考生且跪下高貴的雙膝，就法外開恩。不過，這一個案所折射出社會治理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無論管理部門還是個人，都已對證件產生嚴重依賴，其背后是人際之間、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任危機。一旦失去證件，管理部門就變得冷酷無情，公民個體即使下跪也可能無法獲得身份的確認。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公民持有證件最為繁復的國度。2008年央視春晚有個小品《開鎖》，說一名男子的證件全被妻子鎖在箱子里，妻子不在家，于是請開鎖公司開鎖，開鎖公司索要證件，偏偏證件又統統鎖在箱里。這名男子不得不砸開箱子，找出一大摞證件：出生證、學生證、畢業證、工作證、結婚證、獨生子女證、絕育證、計劃生育光榮證、糧油證、副食證、購油證、購煤證、自行車證、三輪車證、摩托車證、汽車駕駛證、下崗待業證、上崗培訓證、公費醫療證、養老保險證、房產證、股權證、身份證。因為證件的缺失，這名男子的身份變得模糊，人際之間失去最起碼的信任，其遭遇與被逐出考場的陳女士何其相似。
我們的社會在相當程度上已陷入信任危機，管理部門印制了各種類型的證件且出臺了大量關于證件管理的規定。公民個人一旦離開證件，很可能寸步難行。管理部門則不厭其煩地印制各類證件，對公民的身份、權利、技術等級、從業資格予以確認。理論上，管理部門以證件為載體全面把握公民信息，有助于社會管理的精細化，也有助于人際之間的互信。但一方面真正需要的證件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各種假證件層出不窮，街面上隨處可見的“辦證”小廣告成為“城市牛皮癬”。假證泛濫與信任危機的擴散，成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式的命題。
面對層出不窮的假證件，管理部門當然可以發明驗明證件真偽的儀器，或上網公示真實證件，但關于證件驗證的假儀器和假網站很快又粉墨登場。管理部門針對各種社會管理的證件越印越多，人際之間的信任感卻未見明顯增強。在可以輕而易舉違背誠信獲取非法利益，或在違背誠信的收益極其豐厚而代價極其微小的背景下，再多證件也無力遏制欺騙的沖動。時下尚無全國聯網的個人誠信信息記錄，對于公民個體違背誠信的懲罰較之國外異常輕微，因此社會誠信才會陷入證件越多、制度越煩瑣而誠信越稀缺的怪圈。
再回到陳女士兩次下跪卻兩次被驅逐的事件上來。如果我們已經有非常嚴格的個人失信懲誡機制，如果她一旦被查實身份有假必將面臨社會評價嚴重降低、失業、失去銀行信貸、影響按揭購物等巨大的連帶風險，那考場不妨讓她先行考試，等身份證稍后送到再仔細校驗即可。換言之，考場設置的規則也就不必那樣僵化。只可惜，盡管我國市場經濟體系已日臻完善，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可或缺的個人誠信聯網信息和失信懲誡機制至今仍是傳說，考場為驗明考生正身增加了巨額工作量，而考生個人也僅僅因為一時忘帶身份證便付出沉重代價。(朱述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