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深陷學歷造假漩渦的唐駿旗下的網游公司聯游網絡，通過借殼大華建設在納斯達克上市，唐駿以3000萬美元的聯游估值，獲得了大華建設增發的2500萬股普通股，成為大華建設第一大股東，同時出任大華建設董事長。
這是繼唐駿學歷造假被揭露之后的又一爆炸性新聞，這一消息讓人多少有些瞠目。唐駿沒有為造假之事向公眾道歉，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繼續步步高升，飛黃騰達，仿佛造假風波與他無關，不管輿論沸騰，他自巋然不動。
無獨有偶，禹晉永、李一等被接連揭露出造假、詐騙行為，當事人都沒有任何致歉的表示，更別提那些犯了錯誤又繼續大權在握的官員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事情也漸漸地淡出了公眾視線。這讓人不得不詫異于中國社會怪異的道德環境，為何這些觸犯到社會道德底線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為何他們可以對公眾輿論置若罔聞？在對他們的“良好定力”唏噓不已時，我們不得不擔憂社會道德在潰敗。
時代周報：在造假事實確證無疑的情況下，為何當事人仍然不為自己的行為道歉？社會的懲罰機制為何紛紛缺位？造假成本如此之低，公眾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尺度為何越來越大？我國產生社會道德潰敗趨勢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建社會道德體系？
范以錦 媒體沒有懲罰權，但不能放棄監督
首先，我們應該肯定，在這一系列事件當中，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盡到了監督的義務，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目前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就覺得自己無功而返。道德上的譴責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這會對他們的社會形象、影響力起到削減作用，如果媒體沒有揭露，他們的社會危害可能會越來越大。
同時，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展現出來的媒體監督力量，會對社會起到警示作用，使有類似行為的人會收斂一些，使本來想這樣做又沒有做的人不敢做了。因此，即使媒體沒有辦法徹底地解決問題，但以后再碰到這樣的事件，還是要繼續監督，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媒體有監督權，但沒有懲罰權，所以這些人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對輿論置之不理。現在，我國的一些法律、規章還不夠健全，存在許多管理空白，像類似事件由誰來管，管到什么程度，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很多人鉆了法律的空子，最后逃之夭夭，有關部門不作為，該管的沒有管，這是政府的問題。
這些人既然有膽量去造假，就會有這樣的膽量不認錯，同時，這些事件也暴露出我們的道德體系不健全的問題。在極“左”年代，政治高壓下形成的道德有很多虛偽的成分，像打小報告、穿小鞋、互相批斗，都是不道德的；改革開放以后，原有的道德體系被打破，這些行為減少了，但是新的道德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還在探索與彷徨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類似的事情也是必然的。
在轉型期，道德體系不完善，是非觀念模糊，一些人為了某些利益，愿意冒道德風險，不斷地沖擊社會道德底線，而社會又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制約他們。通過社會道德體系不斷健全和完善，建立起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體系，整個社會都出來譴責，這種人和事就會失去市場。那時，如果這些人還不認錯，還是沿著原來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肯定會碰壁。而構建新道德，媒體需要更加積極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廖新波 行政更要講道德，名人應起模范作用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當事人應該要向社會道歉，并交待清楚這樣做的原因，這并不會影響他們的“光輝”，反而可以挽救他們的公眾形象。不道歉會對社會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因為它變相鼓勵了不道德行為。
在國外出現這種事情，肯定會要引咎辭職，比如韓國外長，他的女兒造假，他都要引咎辭職，可見國度不一樣，人的價值觀也不一樣。我們現在既不是一個公民社會，也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沒有一套健全的道德法則和法律去約束個人的行為。所以，他們可以不顧媒體和社會輿論的譴責，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雖然這只是個案，但是它們折射出這個社會的道德狀況，社會的道德誠信不夠好，不管是公民的道德，還是行政道德都不完備，唐駿只是社會道德問題的冰山一角。很多政府官員并沒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上，為民辦實事，而是假話、套話連篇，這也是行政道德問題。
現在中國的誠信度比較低，從食品、藥品到文憑，造假現象層出不窮，無處不在。媒體應該通過曝光這樣的事件來喚醒人們的誠信意識，而名人更應該要起到模范作用。對于道德問題，我們既不要放大，也不要看小，道德誠信建設確實要成為我們著重關心的內容。
誠信問題的出現跟一些制度有關系，比如三聚氰胺并不是規定的添加劑，也不需要添加，但是企業為了通過奶制品蛋白含量檢查，把它加進奶制品里面。這種情況，在商業上和政治上是一樣的，所以我們需要對一些行政檢查制度進行反思。
又如，用人單位對文憑過分看重，習慣于“先敬羅衣后敬人”，這種現象必須引起學歷教育和用人制度的反思。并不是獲得了博士的頭銜就一定辦事能力強，很多人知行不一，很多人沒有文憑也可以干出驚天動地的事情。根據我的經驗，在醫院，有一些碩士、博士的能力還不如本科生，如果用人單位不看重文憑，那么學歷造假現象就會減少。
因此，要構建一個誠信的社會，還需要從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信力建 計劃體制摧毀誠信，重建道德體系需健全的市場經濟
現在的中國人缺少信仰，所有的道德體系都與信仰有關。撒謊在基督教和佛教的信仰體系里面都是不允許的，在西方天主教國家，《圣經》里面摩西跟人類約定了十誡，其中之一就是不能說謊，在佛教里面也有“不打誑語”的戒律，但是在中國的道德體系里面，缺少這種信仰，并不會因為說謊而受到懲罰。
在美國，對上市公司有嚴格規定，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有欺騙公眾的成分，他們就可以到法院進行起訴。西方國家的信用體系很完善，所以它們的銀行、金融、信貸都很發達，這也是推動整個西方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國，道德的監督還不夠有力，所謂“吹牛是不需要納稅的”之類的言論很有市場。歷史上，我們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在農耕社會，商品的交流很少，也就沒有形成一種契約，構建一套誠信體系。而在西方國家，有重商主義傳統，商業社會的誠信訴求非常高，契約意識很強，因此，誠信體系也相當完善。中國要走向市場經濟，建立商業社會，也必須要構建信用體系。
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商會和行業組織，可以對不法行為進行譴責，誠信深深地植根于社會需求里面。比如，大家都是賣布的，有一個人賣假布，他就會影響到所有賣布的人，這種破壞行業的人會被驅逐出去，這種對誠信的需求，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別人。又如，如果你是一個誠信的人，別人就會貸款給你；而如果你不守信，別人就不會貸款給你，這也是與個人利益有直接關系的。
但是，過去我們只有計劃經濟體系，計劃經濟本身是摧毀誠信的，在這個體系里面，沒有商品交換。因此，只有上下之間的關系，沒有橫向關系，人與人之間不需要建立契約，也就不需要講誠信問題，而這種不良的道德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
展江 不道歉是中國人精于計算，重建道德必須“上行下效”
當事人沒出來向公眾道歉，并不代表他們對揭露不關心，他們的壓力肯定很大，是因為害怕，而不敢回應。東西方的倫理觀念差別很大，如果在西方國家出現造假的事，肯定必須向公眾道歉，或引咎辭職，但是在中國卻未必。
在法治國家，道歉是一個傳統，對公眾撒謊，特別是撒大謊，是嚴重的道德敗壞行為，在基督教倫理里面，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在我國，似乎正好相反，很多人認為不撒謊就辦不成事，而道歉就意味著自己有錯或有罪，防線就被攻破了，所以不能道歉。中國人很精于計算，如果他覺得道歉的風險比不道歉大，或者道歉的收益比不道歉小，他就不會道歉。
在西方社會，道德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問題，也是物質層面的問題。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品質不好，人家就不會用你，誠信記錄會影響別人對你的評價，還會和收入、工作掛鉤。中國現在沒有建立起這種制度，反而出現了逆向淘汰的局面，說謊的、吹牛的能夠得志，誠實的人反而倒霉。
現在，整個國家的道德風氣很不好，有些掌握公權力的人品德非常惡劣，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大眾道德敗壞是跟他們學的。唐駿這些人的行為需要譴責，但他們并不是社會上最可惡的人，任何一個被中紀委“雙規”的貪官，都可能比他們更壞。我不是要替他們開脫，只是想說問題的根源并不出在他們身上，而是整個社會有病。道德的潰敗，公權力要負主要責任，它們起著不良的示范作用。
要健全社會法制，首先要對官員進行監督，官員的行為端正了，整個社會的風氣才會好。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紀委每年的報告都要講到腐敗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制不彰，另一方面確實是道德有問題。光靠道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制，法制和道德共同起作用才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它要求建立公序良俗，如果你違反它，就要用國家機器來懲罰你。
現在中國社會普遍缺少信仰，到最后都轉向了信仰權貴和美色。社會風氣敗壞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不論商場、官場，說真話的人不被重用，而溜須拍馬的人，常常得到提拔，最后形成惡性循環、逆淘汰。
我們要守住社會道德的底線，如果底線沒有了，這個社會就崩潰了，要重建社會道德體系，首先要對嚴重的道德敗壞行為進行揭露，媒體的言論版可以倡導一些東西，比如多介紹一些國際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