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之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訴求
現階段，我國民眾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擴散，導致了社會成員個體意識、財產意識和維權意識的覺醒，同時又使人們十分看重自身的經濟利益問題，于是造就了一種普遍的現實感，使社會成員注重現實的日常生活，注重現實生活的質量問題，而擯棄以往“禁欲主義”以及過于理想化的烏托邦式的行為取向。但是，由于民生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于出現嚴重欠賬的情形。大量社會調查幾乎都一致地顯示出這樣一種情況：民眾關注的主要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系的部位，如就業難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社會保障滯后、教育問題、住房問題等。一方面是對于基礎民生問題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視，另一方面卻是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會矛盾必然會大量出現。相比之下，政治方面的訴求尚未引起民眾的足夠重視，相應的由政治訴求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不可能成為數量居多的社會矛盾。
特征之二：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
從社會矛盾對應群體的角度來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這是由中國特定的社會轉型背景條件所決定的。一方面，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心理和行為的慣性依賴。應當承認，中國現階段的法律制度的建設還比較滯后，民眾的法治意識比較淡漠，而且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比較滯后。在這樣的情形下，作為民眾傳統心理的一種延續或者是一種路徑依賴，民眾自然就會向政府表達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實際上，這是民眾對政府的一種錯位行為，即：該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該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對于民眾承擔了大量的、幾乎可以說是難以勝任的無限責任。本來，現代社會當中政府的合理定位應當是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政府推動型的，政府對于整個現代化進程起著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沒有的巨大作用，對于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力度較大的干預力。這些干預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時期不得已而為之，有的則是越過了公共利益的邊界成為一種有害的行為。既然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過度的依賴，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期望值很高，同時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內難以有效、全面地解決民眾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當的干預力也會直接損害民眾的合理利益。在這樣的情形下，官民（干群）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凸顯。
特征之三：個案問題容易演化成整體化的矛盾
從社會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往往表現出一種連帶性的、迅速擴張的特征，即個案問題容易演化成整體化矛盾的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由于基本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因而使得為數不少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當中的一些成員產生積怨，難以對社會形成一種積極的認同。作為人數最多的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中的成員，由于獲益少、相對剝奪感比較強烈，因而一些人作為當事人很容易被卷入社會糾紛和沖突事件當中。
其二，社會焦慮現象推波助瀾。在急劇轉型的中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彌漫著一種焦慮不安的情緒和浮躁的社會風氣，使社會焦慮成為一個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征。社會焦慮使人們缺乏一種應對社會問題的從容心態，缺乏從長計議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約束，那么人們相對來說就容易卷入某些自己本來或許所沒有料想的糾紛或沖突當中，從而加重了某些社會矛盾的嚴重性。
其三，互聯網等先進信息傳播手段的擴散與放大作用。近年來，中國的信息傳播手段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互聯網等先進信息傳播手段對社會矛盾的形成和擴散自然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先進信息傳播手段越來越普及的條件下，至少出現了兩種情形：一是關注某個社會矛盾的某些社會成員，使用網絡或短信發表看法。由于大量網絡帖子和短信采取匿名的方式發布，因而發表者所承擔的風險和責任都很小，進而使得一些社會成員借題發揮、借機宣泄，這樣，大量未經證實或認真分析的看法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就會紛紛出現。另一種情形是，越是激烈的言論，越容易引人注意，因而傳播的范圍就越廣。如果說看法發表者缺乏理性的話，那么聽者同樣也缺乏理性至少是來不及進行必要的分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社會矛盾很有可能會加重，個案問題易演化為整體化矛盾。
特征之四：訴求方式相對溫和
就現階段中國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訴求方式而言，仍然是以溫和的方式為主，激烈的利益訴求方式只是少見的現象。
其一，人心思定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共識。改革開放的發展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社會穩定是現代化進程得以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條件。如果沒有社會的穩定，那就意味著社會動蕩。這一點已經為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所廣泛認同，人心思定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顯然，在人心思定這樣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理背景下，民眾在表達利益訴求時，更容易傾向于以溫和的方式來進行。
其二，利益訴求一方行為方式的理性選擇。中國民眾是十分理性的，在考慮一些重要問題時，實現目的和成本付出是一件必須考慮的事情。受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民眾當中的一部分成員仍然存在著“怕官”的心理，同時現實的狀況是，民眾大量的利益訴求必須通過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何一方面使自身的利益訴求得到了表達，而且通過某種壓力使問題的影響增大，讓政府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并認真介入來解決此事，另一方面又能夠小心翼翼躲開“違法”嫌疑，以不被界定為違法行為作為出發點，減小自身的風險，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便成為社會成員普遍考慮的問題。這樣，各種各樣溫和的利益訴求方式便成為當事人的現實選擇。
特征之五：解決社會矛盾的兩難境地
解決社會矛盾容易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即：在解決此種社會矛盾的同時，卻往往會加重了彼種社會矛盾。這在一些事關社會成員基本權利保護的政策和發展經濟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比如，勞動保護政策的落實同一些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之間有時會出現兩難的情形。勞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是大勢所趨，但同時還要看到，勞動保護政策的落實，意味著企業要支付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勞動政策的充分落實同一些企業發展的后勁兩者之間有時會難以避免地出現此消彼長的情形。同時還要注意的是，現階段法治建設明顯滯后，各種各樣的潛規則以及無規則現象各有各的生存空間，這就使得人們在判斷或解決社會矛盾時往往缺乏一整套統一的標準。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社會矛盾的解決就難免會出現此起彼伏的狀況，從而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
特征之六：社會矛盾的演化空間大
從社會矛盾演化趨勢角度看，其生長空間很大。兩方面的數字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一是“上訪”數量居高不下，二是勞資糾紛的數量上升迅速。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要群體出現了某種弱勢化的趨向，同時精英群體卻出現了一種“利益結盟”的苗頭。這種社會不公現象甚至出現了代際傳遞的現象。就此而言，至少有三種現象對社會矛盾演化有著重要影響：一是勞資矛盾的顯性化；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三是許多社會成員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公正、不合理問題的“倒找”舉動。隨著法治的逐漸健全和社會成員法治意識的形成，許多社會成員有可能會對自身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問題進行追溯性的維權活動。這也會加重社會矛盾。
總之，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矛盾對于社會經濟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勢必產生某種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和實施相應對策時，既要考慮到應對措施的可行性，又要加大應對措施的力度。（作者為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鏈接·數據與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在劃定的十個群體類別中，有兩個群體被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一個是黨政干部，另一個是私營企業主，選擇百分比分別為59.2%和55.4%。而作為人數最多的農民和工人的選擇百分比則倒數第三位和倒數第二位，分別為3.4%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