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記者 蔣楠楠
新安：現在很多幼兒園都在教小朋友背《三字經》和《弟子規》，包括我孩子的幼兒園，您覺得這是好事么？對于一般人來說，如何鑒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應該摒棄的？
錢文忠：當然是一件好事。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五千年的文明留給我們什么樣的財富？我們究竟懂得多少？除了“人之初性本善”流傳甚廣的名句外，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能對這些古代非常普通的讀物瑯瑯上口。特別是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優秀的傳統文化素養對于孩子的成長有多么重要。我想，很多家長和我有類似的感受，我們花很多的錢送孩子上外語培訓班，但我們卻忘了自己的文化就在我們的身邊。就我接觸到的范圍而言，絕大多數人還是重視《三字經》等國學啟蒙讀本的正面價值的，當然，這不等于說它沒有毛病。我贊成對于所有經典書作都必須深入研究、透徹分析、適當甄別，當然也贊成在學習它們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是對待傳統文化應有的態度，也是學習傳統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至于該怎樣“取”、“舍”？我想這個問題太大了，需要具體分析，可以參考我在別的地方發表的意見。就小學國學教育而言，我認為應該重視記誦、適度講解、規范行為。
新安：《錢說<三字經>》和新作《錢文忠解讀<三字經>》的區別在哪里？您更愿意這本書被歸為“暢銷類”、“休閑讀物類”、“文化哲學類”還是別的類別？
錢文忠：幾年前我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我們并沒有把握完全理解《三字經》，倘若有這方面自信的話，那也終究是非?？梢傻?。這本新作不僅著力解決《錢文忠解讀<三字經>》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在總體行文、敘述方式等方面都有新意。出版方還敦請了資深文史編輯專門校對，分幾個輪次，全面檢查錯訛。至于分類，并不重要，我希望可以歸為休閑讀物，讓每個家長和孩子都可以在閑暇時認真學習傳統文化。
新安：根據您的觀察，這些年的國學熱潮中應該有哪些是需要“冷”思考的？
錢文忠：首先，對于各式各樣的國學熱，我必須表明我的態度：毫無疑問，這種現象都是可喜的；最起碼，這說明我們對按照時下做法，統歸入“國學”名下的傳統文化開始珍惜和熱愛。其次，我也必須表明我的擔憂：我們對這股“國學熱”的背景是否有足夠清醒和理性的認識？“國學熱”的背后是否還隱藏著一些必須予以關注的問題？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摧毀已經有一百多年了，所以現在二三十年就想恢復是不可能的。傳統文化延續至今已流失了不少，就好比是患了失憶癥的人，需要不停地對他呼喚，喚醒他的記憶，增強他的記憶。喚醒記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從基礎開始，不能好高騖遠。就像一個人頭熱腳涼總是不妥的，真正的熱應該是把腳先暖了，然后再是頭熱。學術界近年來放低身段，做了一些基礎性、普及性的工作，就是很值得贊賞的。
《百家講壇》是藥引子
新安：您覺得《百家講壇》的意義是不是在“普及”這個點上？如果這個點成立的話，是不是可以說中國的國學教育是失敗的？
錢文忠：一味中藥有幾十種成分，但是離不開“藥引子”?！栋偌抑v壇》就起到了傳統文化中藥引子的作用，藥引子單獨吃可能沒什么用，但是吃中藥沒有藥引子，藥力就沒那么大，藥效也沒那么快。于丹沒有講《論語》前，有那么多人去買《論語》看嗎？百家講壇對傳統文化復興發揮的作用已經相當大了。
新安：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都走上電視，走入公眾視野，這個會影響到大家對學者做學問的看法？
錢文忠：這樣的現象我們不應該一味地去詬病，需要更加理性地來看。首先我覺得把經典講得有趣可以，但前提是不能損傷經典，要忠于經典的原義。經典就是有很多人要看的，其本身就具有“有趣性”這一特質。而百家講壇是一群非常有職業素養的傳媒工作者和一群比較適合電視講述的專業學者共同努力、相互溝通來從事的一項文化事業。它的作用就在于為更多人更通俗化地解讀經典。國學不是象牙塔內的學問，不是幾個教授擺弄的精致古典的學問。在國學名下的這些傳統文化的優秀資源，如果能被我們發現、呵護、弘揚，最終建設成為自己的文化軟實力，我們的國家才能真正富強。
新安：您曾經說過，《三字經》偏重于教人知識，而《弟子規》所偏重的則是做人的規矩，《三字經》著重的是文化，《弟子規》側重的則是文明。文化和文明之間的距離有多長？為什么那么有文化的中國人卻總是那么不講規矩呢？
錢文忠：在當今大多數人的觀念中，文化與文明沒有太大的區別，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我們常說中國是文明古國，因為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這就是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了。這種混淆在報刊、書籍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場合中屢見不鮮。其實這是邏輯上的錯誤，因為文明必須是與時俱進的，但文化不一定一代就比一代高。有一些不能不說是有文化的人，本身卻不文明。他們雖然有文化，但是缺少文明意識，把“文化”掛在嘴上，實際上恐怕是為了掩蓋自身缺少文明。如今，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在上升，文明水平卻在降低。希望我們能將文化落地為文明，更多地去挖掘一些文明的經典，以開闊的心態去學習東西方文明的精華，一步一步增強中華民族道德的力量，重建禮儀之邦。
新安：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想聽聽您對《××那些事兒》和《這才是××》之類的歷史書的看法，以及您對袁騰飛們解讀歷史的方式有沒有什么看法？
錢文忠：我覺得當年明月、袁騰飛等代表著一種自由的講述風格，使用的語言更網絡化，而且這種風格只屬于他自己。諸如《明朝那些事兒》，它的受眾面會很廣，最起碼它能做到引發讀者的興趣。如果讀者的興趣一旦被引發，就不會只停留在一點上了，他一定會繼續往下走，并尋找別的歷史書來看。實際上通俗是一個很艱難的工作，因為只有“深入”，才能“淺出”。普及解讀并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健康、良性的普及應該是一項高層面的工作，它要求講述者對所講的題目和內容有全面的了解。講述者不應該去迎合觀眾的口味，但也不能居高臨下地去引導，而應有一種相互交流、融合的態度。如果站在一個受眾的角度來講，我想他們需要一種比自己的知識基礎略高一點的普及解讀。如果低于他們的知識基礎，就沒有必要；如果持平，就沒有落差，也沒有張力和吸引力；如果太高，專業化程度太強，這種張力就會大到拉斷、扯裂講述者和聽眾之間的聯系。
不需大師的實踐時代
新安：中國人都在唏噓，季羨林之后再無大師，甚至也有人質疑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在您看來，季羨林最值得稱道的是什么品質？什么叫大師？您覺得中國還能不能再出所謂“大師”？
錢文忠：季羨林先生不僅研究涉獵面極廣，而且，在他所涉獵的每一個具體領域都達到了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斯人雖逝，卻給我們留下豐厚的文化遺產。目前擱在季羨林頭上的稱謂，都是不重在反映專業學術領域的尊稱，季先生無疑是一個歷史人物，自有其歷史地位。但這個地位的確立，首先因為他是一位杰出的學者，我們應該努力去了解他在學術史、精神史上的創獲與貢獻。至于大師，應該是指在某一領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認并且德高望重的人。這個時代國學領域無大師可言，別說大師就是小師也沒有。大師不是每個年代都能產生的?，F在應該是把一些淺顯的國學道理放到民間去普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也不是一個需要大師的年代，這是一個更需要實踐者的時代。
新安：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宮斗戲和穿越劇，這種戲說歷史包括最近的《甄嬛傳》現在尤其火爆，您覺得這種情況堪憂么？
錢文忠：沒有看過。
新安：中國作家富豪排行榜您也數次入圍，對于這個榜，您的態度是什么？
錢文忠：首先我聲明，我不是作家，只能算是寫作者。至于榜上的數字肯定沒那么多，這我是清楚的。這是一個巨大的泡沫。沒有關心，其實作家們繳納了過高的稅，很不合理。因此就當是一場玩笑吧。其實中國的作家收入并不高，一是反映出閱讀人口還不夠廣泛，二是作家要繳納的稅收過高，三是盜版極其猖獗。所以不能叫富豪榜，最多也就是作家收入榜，作為內部消化還差不多，一旦公布出來，讓人嘲笑。國內一本書發行100萬已經是個天文數字，你放到日本和英國去看看，算什么。
新安：現在大家都在說中國人已經沒有“認真的信仰”，您怎么看這個現象？您的信仰是什么？
錢文忠：我們這個民族原來有自己信仰的東西，比如我們信仰孝道、信仰溫良恭儉讓，很多人信佛、信太上老君、信孫悟空，都可以，但到了今天，一些人除了信我這個姓——錢外，什么都不信。這幾年我也在宣揚這么一個觀念，自己也在做這樣的思考?？赡芪覀兪且_始反思或者修整我們對財富這個觀念的理解。我理解的財富除了我們講的金錢外，除了我們講現代社會可以通過金錢購買到的種種東西外，財富還包括另外一個部分，只有靠我們自己才可以追尋到的東西，這個東西也許虛無縹渺，也許沒有市場價值，也許不能兌換，但只有這些東西，也就是信仰、文明、審美、道德、倫理，才能讓我們的財富成為真正健康而圓滿的財富。如果我們擁有的所有物質財富不是為了兌換成這樣一種終級財富的話，我們的財富除了讓我們擔心外，我想不會有什么其它的效果。
“這個時代國學領域無大師可言，別說大師就是小師也沒有。大師不是每個年代都能產生的?，F在應該是把一些淺顯的國學道理放到民間去普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也不是一個需要大師的年代，這是一個更需要實踐者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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