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堡
（中國國際經濟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
2026年初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以及美以對伊朗的戰爭，標志著二戰后國際秩序的規則外殼被其締造者親手擊碎。近來一連串事件的集中爆發，折射出美國霸權在相對衰落期的焦慮，以及其與“例外主義”傳統共同催生的掠奪性外交。世界正導向一個充滿張力的秩序重構時期。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代表的新理念與實踐，正有利于通過彌補治理赤字、填補規則盲區、拓展合作疆域，為超越零和博弈、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可能路徑。
舊秩序的崩塌與體系性危機
現行國際秩序肇始于二戰廢墟之上，以《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國家主權平等與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為基石。這一秩序雖長期由美國主導，但其表面合法性與穩定性，曾部分依賴于對這套普遍性規則話語的形式尊崇。然而，2026年美國對主權國家的軍事行動，標志著主導國對自身締造規則的徹底背棄，秩序危機從潛在的結構性矛盾演變為公開的系統性崩解。
一是霸權行為的根本性失范。國際秩序的危機，是體系主導者自身行為的根本性失范。美國的行為已從在規則框架內主導異化成為維護私利而肆意破壞規則。在美洲地區，這體現為一種可被稱為“唐羅主義”的新干涉范式，核心是構建“金融絞殺、法律包裝、軍事突襲”的復合打擊鏈。
二是多邊機制的系統性失效。霸權行為的異動，直接導致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機制陷入前所未有的權威危機。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成為侵略行為的發起者時，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便陷入了結構性癱瘓。否決權的設計缺陷在單邊主義橫行時被無限放大，暴露了其“大國一致”原則在面對大國作惡時的無力。
三是權力格局位移與全球南方覺醒。舊秩序崩塌的深層動力，源于冷戰后“單極時刻”的終結和全球力量對比的歷史性變遷。所謂全球南方已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成為一個凝聚了共同身份認同與利益訴求的政治經濟力量。美國的霸權異動加速了全球南方主體意識的覺醒和集體行動的意愿。從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在委內瑞拉事件后召開緊急峰會，到非洲聯盟醞釀建立獨立的支付結算平臺以對沖美元霸權，再到金磚國家機制的持續擴員，都清晰地表明，發展中國家不再滿足于做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它們正積極通過南南合作、創建平行或替代性機制，來爭取更大的話語權、議程設置權和規則制定權，以對沖單邊主義風險。
邁向未來的國際秩序與實踐
在舊秩序崩塌與新力量崛起的交匯點上，未來國際秩序將是一個長期處于“轉型態”的多元、分層、競爭性共存的復雜生態系統。
未來的全球治理將呈現“多層一體式”的結構。在頂層，聯合國改革雖步履維艱，但其普遍性和合法性地位仍需維護，改革核心應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在中間層，區域合作組織和議題導向的“小多邊”組織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底層，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合作將更加活躍。這種分層治理意味著全球治理從“統一模式”轉向“混合模式”。
隨之而來的是激烈的機制競爭。以世界銀行、亞投行、金磚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以及以世貿組織規則與各類區域貿易協定為代表的貿易體系，將在發展理念、融資條件、規則標準上展開競爭與互補。一個有韌性的全球治理網絡，應是一個能夠容納不同機制、并在其間建立溝通接口的復雜適應系統。
針對當前全球治理的系統性困境，中國提出了以“彌補治理赤字、填補治理盲區、拓展治理疆域”為核心的實踐方案。這一方案立足于真正的多邊主義，其內核是主權平等、國際法治和共商共建共享。
在彌補治理赤字方面，核心是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修復體系的代表性與公正性。這包括堅定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實質性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設立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行動，將發展議題重新置于全球議程的中心。
在填補治理盲區方面，重點是前瞻性地為新興領域建章立制。在數字與人工智能領域，倡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特別關注彌合全球南方與北方之間的“智能鴻溝”。在全球安全領域，通過“全球安全倡議”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在拓展治理疆域方面，旨在推動合作理念與網絡的升級。這體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超越愿景層面，構筑起涵蓋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支柱的完整行動框架。通過推動金磚機制擴員、發起國際調解院等，打造新的多邊合作平臺。
歷史十字路口的根本抉擇
人類世界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是重蹈冷戰覆轍，滑向以“叢林法則”和陣營對抗為特征的割裂世界；還是共同開創一個基于國際法、合作共贏的多邊主義新秩序？前者意味著軍備競賽升級、技術鐵幕落下、全球發展停滯。
霸權衰落期的非理性掙扎可能給世界帶來巨大風險。然而，歷史的浪潮并不由單一力量決定。全球南方國家的集體覺醒、應對生存危機的客觀壓力以及跨越國界的社會力量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望，都是推動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轉型的積極變量。
國際秩序的最終重塑，將是一場漫長、曲折且充滿博弈的過程。它不會誕生于某個大國的一廂情愿，將會孕育于無數國家、組織和個人在具體議題上的持續對話、實踐與磨合之中。其成功的標志，在于能否構建起一個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能平等參與、共享安全與發展紅利、并能有效應對物種層面生存挑戰的全球共同體框架。這既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也是人類面對不確定未來的唯一明智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