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霸權失靈到命運共同體
世界秩序的困境、變革與重構
邵春堡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被一種普遍的焦慮所籠罩。特別是近年來，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地緣政治熱點頻發，局部沖突僵持不下。今年伊始，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軍事突襲、對格陵蘭島的露骨覬覦，以及其在伊朗周邊加劇的軍事部署，不僅加劇了西方聯盟內部的裂痕，更構成一系列沖擊現有秩序的亂局。這些動蕩，有可能是全球秩序深層變革即將到來的前兆。因為舊秩序的某些根本要素正在解體，變革以聯合國憲章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更加緊迫；舊秩序的危機越深重，國際社會尋求深度變革的動力就越強勁。
當前的國際亂象叢生，主要源于昔日霸權支柱的扭曲與失靈。美國的行為模式，正從一種基于規則、哪怕常常是虛偽規則的主導，蛻變為一種赤裸裸的“掠奪性單邊主義”。所謂的“唐羅主義”，不過是以關稅威脅、國內法長臂管轄和軍事恫嚇為鏈條的現代殖民策略。它不僅在撕裂西半球的穩定，更在侵蝕其與歐洲等傳統盟友的信任基石。這種失范又根源于其內部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全球化曾為美國資本帶來前所未有的紅利，但這些財富并未潤澤其去工業化的銹帶，反而加劇了社會的撕裂。2008年金融危機后，民眾的憤怒并未導向對金融資本主義的深刻反思，卻被簡化為一股排外的民粹主義浪潮。美國政治精英無法從根本上修復這一裂痕，轉而選擇向外轉移矛盾，企圖以對外示強來維系內部凝聚，結果卻加速了其國際信譽與領導力的破產。
諷刺的是，這種逆流而動的霸權自毀，恰恰發生在兩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之中。其一是全球化與數智化的洪流。盡管有的大國企圖拉攏盟友構筑人工智能等科技壁壘，但數智技術天生具有穿透邊界、連接一切的屬性。封閉只能帶來暫時的落后，無法改變互聯互通的必然方向。其二是人類文明對更高秩序的本能追求。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對國家主權的確認，到國聯、聯合國對集體安全機制的探索，每一次慘烈戰爭后的痛定思痛，都推動著人類試圖在無政府的世界中，建立起約束暴力、促進合作的制度框架。愛因斯坦的警告言猶在耳，我們或許已沒有經歷全面核戰爭后重建秩序的奢侈。舊秩序的危機，一方面源于其已不適應新的力量格局與全球性挑戰；另一方面，正是主導者自身的肆意破壞，提前暴露了其所有偽善與不公，從而為國際秩序的深度變革掃除著障礙。
聯合國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核心機制，正深陷其誕生之初就埋下的制度性困境。當初，在二戰廢墟上，并非沒有建立超國家“世界政府”的構想，愛因斯坦、丘吉爾等有識之士都曾為之呼吁。然而，大國現實政治的邏輯最終放棄了理想主義藍圖。“大國一致原則”及否決權制度，與其說是國際社會的民主設計，不如說是大國尤其是美蘇為捍衛自身絕對主權而設置的安全閥。這一定位，從根源上決定了聯合國只能是一個協調機構，而非“權威政府”。在過去數十年里，這一設計既發揮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冷戰未滑向熱戰，也在無數次否決權的濫用中陷入癱瘓，權威日益碎片化。當安理會的決議常因大國私利而淪為一紙空文，當單邊行動屢屢繞開聯合國憲章，國際社會便無奈地陷入一種“有組織的國家”與“無政府的世界”的悖論之中，各國國內法律森嚴、秩序井然，一些勢力還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而國際層面卻常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我行我素，無拘無束，大行其道。這種國內法治與國際叢林法則的尖銳反差，正是當今眾多悲劇的根源。
更深刻的危機在于維系舊秩序的價值敘事的徹底破產。這種破產之所以帶來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現象屢被暴露，主要源于三點：一是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更加有恃無恐；二是數智時代興起的自媒體使輿論壟斷正在受到挑戰，讓人們可以看到一些真相；三是長期以來，它們披著“民主”“人權”的華麗外袍，常常以西方主導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名，實則包裹著“中心-邊緣”不平等結構與特權利益。對此以往雖不乏深刻批判，但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可謂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其本質。他說，體制得以延續，不僅靠暴力，更靠普通人“生活在謊言”的儀式里參與作假。這個體制的力量，并非源于其真實性，而是源于每個人都愿意表現得仿佛它是真實的；而它的脆弱性，也正源于此……誠實面對現實,就要停止生活在謊言中。從伊拉克到利比亞，西方在“保護責任”的旗幟下進行的干預，最終留下的只有廢墟與分裂，其雙重標準世人共睹。如今，這套虛偽的“價值觀同盟”已難以為繼。拜登政府時期試圖強撐門面，重申舊日信條，卻顯得力不從心；近年來美國轉而采取不加掩飾的單邊主義，索性“不裝了”，公然退出66個國際組織，推行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無論是精心維持的虛偽，還是粗暴扯下的面具，都指向同一事實，即由少數國家定義規則、分配利益的“虛幻共同體”已然裂隙叢生，它所依賴的叢林法則內核，在覺醒的全球南方世界面前，已日益失去合法性。
舊秩序的危機孕育著變革與建設的契機，其解構過程正為國際關系的實質性改進開辟出新的空間。維護聯合國及其憲章和原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正順應了兩股強大歷史力量的匯流，也迫切呼喚一場有力度和深度的變革。
首先是客觀歷史條件的成熟。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根本性地改變了全球力量對比，“全球南方”已成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氣候變化、疫情流行、人工智能治理、核擴散風險等生存性挑戰，迫使我們認識到人類命運前所未有的緊密相連，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這些壓力正轉化為改革舊體系、構建有效全球治理的強制性動力。
其次是更具包容性與前瞻性的新理念的提出與實踐。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代表著一種超越零和博弈、超越集團對抗的新范式。它不追求取代某個霸權，而旨在構建一個所有國家平等參與、共享安全與發展紅利的合作網絡。最近，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博爾格·布倫德指出，中國作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影響力遍及全球各個領域。對一個大國來說單邊行事或許更為容易，但中國始終強調“眾行致遠”的意義。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我們當前面臨的許多挑戰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加以解決。在今年達沃斯論壇上，各國立場激烈碰撞時，中國以發展的確定性與合作共贏的清晰主張，為不確定的世界注入了一股難得的穩定力量，也在為這個不確定的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同于霸權更迭的新的可能。
因此，維護和變革以聯合國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和堅持多邊主義，需要一場全局性、根本性的創新變革。它至少需要在幾個關鍵方向上展開探索：
第一，全球治理機構必須進行深度改革，以反映21世紀的世界格局。這包括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解決安理會改革中的“地區代表性平衡”問題，從而提高其決策效率和權威。
第二，必須構建切實有效的全球合作機制來應對生存性挑戰。國際社會需要將更多資源和政治注意力從地緣競爭，轉向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糧食安全等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的議題。
第三，必須為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制定全球性的治理框架和倫理準則，促進AI治理中的跨國監管協同，確保技術進步服務于全人類福祉，防止其加劇不平等或引發不可控風險。
第四，需要探索新的全球經濟合作與利益分享模式，使全球化的發展成果能夠更公平地惠及各國人民，從經濟基礎上減少沖突的根源。
歷史進程正從一個以“霸權失靈”為特征的混亂階段，朝著以“命運共同體”為愿景的方向演進。這一轉型必然充滿荊棘、博弈與曲折。舊有力量的慣性不會自動消失，地緣政治的摩擦仍將存在。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國際秩序的持續沖擊，國際社會應當團結協作，以清晰的共同愿景、持久的戰略耐心與集體的實踐智慧，堅定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進行深刻變革，才能共同邁向人類社會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未來。
【作者邵春堡：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