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崇尚心靈自由。新時期以來，文學藝術領域打破了束縛創作的各種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廣大作家藝術家重新享有了獨立思考的權利，肯定了創作主體在創作中自由表現的不可或缺性，肯定了多樣性訴求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地位，創作主體的創作個性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展現。文學確實回到了它應有的那條起跑線上。一時間，文學園地繁花似錦，人才輩出，佳作迭現，形成了東方地平線上一道令人驚喜的“人文風景線”。但后來發生的變化又告訴我們，創作主體在擁有自我以后，還必須追問：自己所得到的擁有的那種“自我”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自我。說直白了，需要拷問的就是：這種自我，究竟是“小我”呢，還是“大我”？任何一種心靈自由都不會是空泛的，抽象的，絕對的，它都需要一個空間依托，都會產生一種社會指向，更會衍生和附加一種價值判斷。那么作家的自我訴求和心靈自由究竟依托在小我上，還是大我上？它的社會指向到底又是什么？這些都是含糊不得的。如果含糊了，自覺不自覺地把時代、大眾和社會關在了“自我”的大門外，只執著于小我和一己的情感表達，置時代變遷、歷史訴求和民眾命運于不顧，那么創作的疲軟蒼白和失落于廣大讀者，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
這些年，我們常常看到某些媒體用“江郎才盡”來評說一些文學現象。說“才盡”，不是不可以，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江郎才盡”。把時代變遷、歷史訴求和民眾命運擋在了自己的心靈大門之外，拒斥了最大最豐富最重要的創作之源，只憑“小我”池子里早先的那一點積蓄，“江郎”縱有千般才華萬般風情，即便學養再“豐厚”，筆下之“水”哪有不枯竭之理呢？！
有人會說，偉大的卡夫卡當年活著時，也被他同時代的人嚴重冷落過，到底也只賣出了三本書，但他最終還是被后人確認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典作家之一。但卡夫卡的例子并不能證明創作主體理該拒斥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生存意愿。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卡夫卡密切關注著他的時代，以深邃敏銳的觀察剖析，痛悟到工業化進程所造成的人性異化這個重大的人類命運母題，并加以獨特前衛的文學表現，才有了在后世引發巨大共鳴和認知震撼，才鐵定了他那經典作家的地位。
我們崇尚心靈自由。但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流行的看法，以為只要一涉及“社會擔當”，“歷史使命”，“時代要求”，就會干擾到作家藝術家的“心靈自由”，就會嚴重削弱作品的“藝術質地”和文學的純凈性。更有甚者，認為不能“讓一個作家承擔這樣的(拯救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而作家本身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莊嚴，認為自己能承擔起這個責任。這兩種看法在所謂的“主義話語”崩塌以后，成為一部分創作主體心理自慰自戀的催化劑和防空洞，在業界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便帶來一個非常明顯的后果，“諸如平面化、私人化、欲望化乃至所謂身體寫作上升為這個時代趨之若鶩的主題詞”，一些評論家也把“這種寫作時尚當作了進入文學史甚至與西方接軌的最為有效的入場券。但問題是：文學如果完全沉湎于這種狀態，就像一只鳥本來有一雙翅膀，一面是作家的想象力和藝術經驗，另一面是文學必須對存在發問、探詢，如果折斷了一翼，文學就會喪失向更高境界飛翔的能力。”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變革。這場變革已經并還要極大地振蕩、改變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和精神世界，以至還會影響世界的歷史進程。伴隨這樣一種千年難遇的社會變革的深入，必然還會興起一場新文化運動，以剔腐礪新地重新構建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進一步完善社會體制。作為中國大地之子中的一分子，作家自是不能也不該袖手旁觀，不管是“拯救”也罷，“療救”也罷，是推動，還是促進，是“殫精竭慮”，還是“略盡綿薄之力”，都應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激情，用自己的創作去參與這場偉大的變革，負起我們應負的責任。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歷史和后人有所交代。而響應時代的要求也會給文學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內驅力和歷史機遇。從歷史上看，各國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往往是和各國的社會變革相應和的。這當然不會只是一種巧合。19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在西歐一些主要的國家里最后取代了封建主義。同時，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弊病也日益彰顯激化，在這樣的歷史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作家呼應了時代的欲求，超脫了浪漫主義文學沉溺于主觀幻想而忽視客觀社會現實的主觀主義創作方法，客觀地描寫現實生活，揭露批判社會黑暗，在典型環境中表現典型性格，創造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高峰，為人類留下了一大批極為輝煌燦爛的精神產品。拉美文學的發展更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范例。拉美之所以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文學旋風，固然和它形式上的先鋒性有重大關系，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一大批拉美作家把自己幾乎無保留地融入到時代風暴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對拉美的獨立革命、對社會、對整個世界、以至對政治的介入，造就了他們作品中那不可忽略的強大內核。沒有了這種介入、關注和呼應，沒有了那種全身心的融入，沒有那種內核做支撐，還會有什么拉美文學風暴嗎？而像何塞·馬蒂、胡安·魯爾弗、略薩、亞馬多、普伊格等那樣一些享有世界聲譽的拉美作家，本身就具有革命家的身份和馬克思主義背景，就更值得我們深思了。但事實上，當時我們對拉美文學陶醉式的解讀，卻只關注了它形式上的先鋒性，諸多“買櫝棄珠”式的解讀充其量只是誤讀。而幾代中國作家所熟知的俄羅斯文學，它最輝煌的時期同樣出現在１９世紀中后期。那時候俄羅斯社會正處在廢除農奴制的激烈動蕩和搏斗之中。一大批進步的俄羅斯作家用自己的創作和生命投入到這場決定俄羅斯命運的偉大斗爭中，由此而產生了一批偉大的名字和作品，至今并將永遠屹立在世界文學史的高峰之上。
有人還曾擔心過，關注時代，貼近現實，勢必會把一些社會問題引入創作中。而把文學和現實的“社會問題”聯系起來，似乎神圣的文學就被“褻瀆”了，就不“文學”了。文學關注了社會問題后，就真的不再“文學”了？戲劇大師易卜生就是專寫“社會問題劇”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接觸到了北歐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極其尖銳復雜重大的社會問題。但又有誰能否定得了他老人家對推動歐洲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和在純文學領域里所擁有的崇高地位呢？所以，文學不文學的關鍵并不在于文學能不能關注時代，能不能切入政治，能不能引入社會問題，而在于你對這一切是不是做了真文學的思考和表達。
是的，我們必須崇尚心靈自由，但真正的心靈自由卻得自對時代對人民的殷切關注和全身心的投入之中。唯這樣的博大方能給文藝創作者真正的自由自在。難道我們還要懷疑這個淺顯卻又非常明白的文學之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