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賢哲的學習精神構成儒家文化的鮮明特色之一，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孔子的學習精神首先表現為立志向學。他曾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卒年七十三，這段話是他晚年對自己生命歷程的總結。從中我們看到，有志于學是孔子取得成就的關鍵，后人稱這是孔子“欲以勉人志學，而善始令終也”。朱熹解釋說：“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由此又引出了知行關系的探討，但這句話的關鍵仍然是立志向學，有了遠大的志向，人們才有孜孜以求、不斷學習與力行的強大動力。
其次，從孔子“志于學”的目的來看，是為了求道，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他的一生是為道而學，所以“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朝聞道，夕死可矣”，為我們展示了為追求真理而學習不止的精神風貌。孔子認為“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才是真正對道的“好學”（《學而》）。他提倡士子要“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德、仁、藝四項包括了從精神追求到躬行實踐的各個環節。志于道是對真理的精神追求，古人以為“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于德是因為德有具體的表現可以考察，所謂“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唯杖于德，故可據也”；依于仁的依是依賴之意，仁是有功德施于民眾、讓民眾都能得到好處，所謂“恩被于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游于藝的藝是指六藝：禮、樂、射、馭、書、數，實際上這也是孔子志于學所要學習的基本知識。六藝包括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既有制度文化、又有音樂文化、體育文化、文字、數學等等，是“道”的具體承載面，游于藝如果解釋為精通六藝乃至游刃有余似乎更能符合孔子的人生經歷。
第三，孔子的學習精神具有自己的方法論內涵。其一是“學而時習之”（《學而》），這是孔子重要的學習方法。現代教育學已經證明，學過的東西如果不經常復習，很快就會被遺忘，孔子在二千多年前能力倡學而時習之，十分難能可貴。子夏對孔子的學與習曾經進行過闡釋：“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孔子也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現代人把學和習聯成一個詞，其實也是包含著“學”過的東西要經常“習”的意思。其二是學與思互相結合。孔子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關于學思結合的問題，孔子則給出了具體的路徑，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禮記·中庸》）。其三是學與教互相促進。《禮記》有言：“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要想做好教與學兩個方面，就要有持之以恒的堅持精神，“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述而》）。這不厭和不倦正是教學相長的關鍵所在。要做到學而不厭還要善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要向一切比自己強或某方面強于自己的人學習。
仔細考察孔子和儒家的學習精神，我們看到，恥感文化是其深厚的基礎和根本動力。學習是一個客體主體化的過程，外在的客觀知識通過主體的努力轉化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知識和能力，使主體自身得到提高和升華，恥感文化正是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對主體發揮著激勵和督導的作用。《禮記·雜記下》言：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三患為：“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第一患是擔憂自己對古往今來之事了解得少，強調的是人要多聞多識；第二患是擔憂自己對已經聞見之事未能學到手；第三患是擔憂自己雖然學會了卻不能實行，在實踐的方面做不好。五恥為：“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這里的第一恥是批評那些尸位素餐之人，要求出仕為政者在其位謀其政；第二恥是強調實踐的功夫，要求言行一致，是以“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士子要以言過其實、言過其行為恥，要做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要有“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學養，行動走在語言的前面；第三恥是告誡人們不要把已經學到手的東西再丟掉，強調的是“學而時習之”的功夫。第四恥也是對為政者而言，土地和人民是古代為政者的核心所在，土地多而民眾少，反映的是統治者不能招徠和撫養民眾，不得人心而致民眾逃散，故為政者要以此為恥。第五恥是講諸侯國之間能夠役使的民眾數量均等，但是他人的功績、效率卻比自己高很多，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從政者“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這三患五恥從志學和力行兩個方面對士人產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反映出中國古人的學習精神與實行、踐履有著緊密的聯系，督促士子們“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成為歷代士子持久的學習動力。它的深厚背景還在于儒家倡導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志學的士子學得了知識，懂得了做人從政的道理，自身的素質得到了提高，就能夠出仕從政，所以孔子要以恥感文化來激勵士子，“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由此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和從政水平。
孔子的學習精神以恥感為其強大動力，對后人有著深遠的影響。如三國時東吳的呂蒙，發奮讀書，留下了“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美談。南朝陶弘景“讀書萬余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南宋朱熹更是倡導“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清人閻若璩進一步提倡“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暇日”。這種知恥向學的傳統，直到現在仍然是支撐中華民族不斷進取的強大精神力量，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胡凡，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