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視域下精準扶貧報道的發展方向
朱耘嬌 閆帥行 周潤澤
在當今時代，互聯網技術使信息傳播成本大大降低，衍生出了由不同媒介形態相互融合的新媒介形態，形成了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傳播渠道相結合新作業模式。在這種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我國的精準扶貧的報道與傳播方式，乃至扶貧工作形式也隨之發生了相應的改變與創新。
新媒體豐富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所傳播的內容及形式更加感性化。能不能講一個好故事，成為傳播的關鍵因素之一。事件具有了人的維度，才值得傳播；生動的故事，可以讓信息變得具體。紀錄片《中國扶貧故事》，通過記錄一個個普通中國人戰勝貧困的真實故事，向受眾傳遞了貧窮不是宿命，幸福是奮斗出來的信念。澎拜新聞推出“90后第一書記”專題，通過記錄“90后”第一書記的成長歷程，挖掘脫貧攻堅戰場上鮮為人知的人和事，展示出社會發展成就和新時代青年人的奮斗青春。系列短視頻《加油!脫貧攻堅》，由央視主持人海霞將人物故事娓娓道來。向上的題材向下做，向下的題材向上做。這些故事不盡相同，故事中主人公的堅持、彷徨、奮斗,及他們的生存智慧都成為脫貧攻堅戰最生動的注腳。好故事，可以改變信息的價值，實現受眾從淺層次的情緒共情向深層次的認知共情轉化，最終通過感性到場，達到理性到場。
新興數字媒介降低了受眾參與社會傳播的門檻。脫貧帶頭人、駐村幫扶干部、貧困戶、參觀脫貧村莊的游客、購買農產品的消費者……都可以成為一個編輯，拿起手機記錄身邊的扶貧故事、展示扶貧成果。有數字顯示，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快手在國家級貧困地區記錄生活的視頻總數超29億條，點贊數超950億次，播放量超16538億次。生活、三農、親子、情感等內容是貧困地區用戶最愛發布的短視頻類型。由此可見，關注、拍攝和分享身邊大事記”為樣本，講述這個群體走入貧窮深處，發光發熱，趟出希望之路的故事。通過全方位、多角度地記錄展示脫貧攻堅進程，引起受眾共鳴，凝聚社會共識，匯聚攻堅力量，并進一步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自媒體,地方融媒體中心的新聞報道更具地域性特征,更能吸引地方受眾,尤其是其脫貧攻堅報道,不僅起到了宣傳作用,也為廣大脫貧群眾帶來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真幫助。
新媒體自身有著極高的傳播效率——它打破受眾和傳播者的界限,每個受眾都可以衍生成“媒體”去影響更多人,其傳播量是成倍甚至成指數增長的;它打破了時空上的限制,受眾隨時、隨地想看就看、想點就點,令傳播有著高度的適用性與針對性。通常,地方廣電媒體通過時段固定的電視新聞節目播放的扶貧報道,可以和基層黨建組織或村委會聯動讓貧困戶集中觀看,對扶貧政策宣傳與農業產業知識講解確實有很大幫助。但是,扶貧農副產品銷售與推廣的信息等則不太適合這種僅在固定時段播放的模式,有能力、有需求的用戶如果想要獲得這些信息首先需要知道該電視臺、能接收到該臺的信號、知曉該新聞播出的時間等等,不然就只能全憑運氣。通過對多檔含有扶貧報道的節目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到其收視率雖高但受眾群體的結構不合理、信息傳遞效果差的問題。相反,借助新媒體優勢能有效打破時空限制,為有需求的用戶實時推送相關信息,提升有效觀看量,大大提高信息的傳播速率與影響力。例如：直播帶貨是小屏傳播和電商結合的新方式,過去,傳統媒體普遍不重視直播帶貨,認為其與電視導購差別不大,效果難如人意。在2020年4月6日,央視以媒體主播與網絡主播聯動的方式,為廣大受眾上演了“小朱配琦”直播大戲,征服1.2億網友,吸引廣大受眾爭為湖北“胖三斤”,銷售出大量農副產品,更在主流媒體中開啟一波“直播帶貨”助農熱潮。
脫貧攻堅是一場持久戰, 其報道也需要連續性。傳統紙媒需要借助新媒體的力量完成針對某一地區扶貧工作的系列報道, 同時將文字轉化為圖片、視頻等可視化報道方式, 實現傳統媒體的“報網融合”與“社交融合”。例如湖南衛視《掃碼扶貧》通過掃描熒屏二維碼和線下活動, 免費推介貧困地區滯銷的農產品以及山區特色村寨旅游, 滯銷的農產品銷售一空、特色村落的游客量上升;光明媒體矩陣策劃制作的“駐村蹲點看扶貧”微視頻在光明日報兩微一端中同步發布, 其中《留守兒童讀給遠方的家書》通過記錄村中留守兒童給父母寫信讀信的畫面引發超過70萬余次播放量, 從而讓人們引發情感共鳴, 關注脫貧攻堅。脫貧要做到“精準”必須是雙向的、互動的。傳統媒體可以通過兩微一端實現“一對一”精準扶貧, 用戶可以在融媒體平臺選擇自己資助的對象, 得到扶貧的反饋。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媒體對脫貧攻堅報道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相關工作者應及時轉變觀念,意識到新型傳播與推廣方式的優勢所在,積極走新媒體道路,在實現自身轉型升級的同時更為地方農業發展提供助力。
